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边疆青春岁月
作者:孙志宏  发布时间:2016-12-08 15:19:50 打印 字号: | |
  一九六八年初,我们北京政法学院66届50多名毕业生,按照上级指示,从北京出发前往新疆乌鲁木齐。怀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,大家一路高唱“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,哪里需要到哪里去……”,嘹亮的歌声和欢笑声载满车厢。但是越往西走越荒凉,满眼沙漠,不见人烟。同学们的心情一下子沉重起来。我望着戈壁大漠,古道西风,突然想起王之焕的诗句“羌笛何须怨杨柳,春风不度玉门关”。

  经过四天四夜,火车终于到达乌鲁木齐。按照分配方案,我们四名同学被分到塔城。又坐了三天三夜的汽车,到达塔城公安处。三名同学被分到了沙湾、乌苏县公安局,我留到了地区公安处。第二天,公安处的领导向我介绍了当地有关情况。塔城是一个边境小镇,离苏联最近处仅为8公里,是地区所在地。由于文革的原因,当时没有开展正常工作,每天就是早请示,晚汇报,跳“忠字舞”,背“老三篇”,学习文件,开批斗会。有一天,领导跟我讲,按照中央文件规定,凡是大学生,一律要求下去接受工人阶级或贫下中农再教育,我将被分配到铁厂沟煤矿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。

  第二天,我带着行李,坐大卡车来到了铁厂沟煤矿。这个煤矿是离塔城几百公里的小煤矿,一片沙漠,没有树也没有草,鸟儿也不飞。据老工人讲,春秋是多风的季节,风把黄沙刮起来,使人睁不开眼睛。冬天,大风裹着大雪,漫天飞舞。煤矿四周有百来户人家,是汉族、哈族、维族等民族杂居的地方。工人大多数是内地到新疆找工作的农民、工人(当地称盲流)。我们接受再教育的十几名学生,有男有女,有北京的、河北的、辽宁的、陕西的、新疆的......我们组成了一个知青小组,我和岳俊发、苏志朴、杜海祥等人成了好朋友。

  同学们来了以后,煤矿开了个欢迎会,会上贴出了一条大标语,很刺眼,“知识分子臭老九,老老实实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,不许乱说乱动”。但标语是标语,工人们却很热情,纷纷热心向我们介绍矿上的情况。第二天,我们就开始下矿井挖煤。这个井是竖井,井深一百多米,工人们上下班全靠爬上爬下。我们学生的任务是女同学装车,男同学拉车(两个轮子的架子车),一次来回二百多米路程,一辆车装有二百多斤的煤。一天拉三、四十趟,尽管当时年轻力壮,又经过了“四清”下乡的考验,但是劳动强度实在太大,很不适应,一天下来,浑身酸疼,连爬上井的力气都没有,我们自嘲说,确实要好好接受“再教育”。

  时间一长,我们跟工人们慢慢熟悉,说话也多了起来,工人们也热心地教我们如何干活,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,很快打成一片。有一次煤层塌方,幸好我们几个学生在工人的掩护下,顺利转移到安全的巷子里,避免了重大事故的发生。这次事故使我们深刻感受到,当个煤矿工人真不易啊,他们用生命创造了价值,值得我们好好学习。我们坚持每天出工,从不请假,得到工人们的好评。

  一到冬天,下起鹅毛大雪,刮着大风,看不到一米远的地方。常常是工人们帮我们拴好绳子,拉着绳子一个紧跟着一个前进,不然就有迷失方向的危险。有时一早打开门,大雪堆得跟门一样高,我们就挖洞出去干活。矿上没有澡堂,下班后满脸都是黑呼呼,回宿舍脱光衣服端脸盆洗洗就睡了。矿上也没有厕所,冬天冻,夏天蚊子咬。在大沙漠里,生活艰苦可想而之。到煤矿几年的生活,既锻炼了身体,又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  在煤矿,每逢过年过节,工人们对待我们象亲人一样,拉着我们到自己家里作客,我们一到家,少数民族工人就拿出酒来敬你(不象我们汉族,来了客人请喝茶),并说:“你们不喝这杯酒,看不起我们少数民族。”我原来不会喝酒,在工人的“胁迫”和鼓励下,我也慢慢地会喝上几口了。还有一件事,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。1970年1月,我准备要结婚,当时要到塔城地区革委会登记,没有车,矿上两位老工人带着我,央求司机,好说歹说坐上外单位拉煤的车到了塔城,顺利地开了结婚证明信。我带着老工人的深情厚谊和美好祝福,踏上了回家的征程。

  回到矿上不久,我们公安处军管会主任到煤矿拉煤,无意中碰到了我,说咱们正缺人呢,你还呆在这儿干啥,让我赶快回去上班。于是与公安处联系后,我又回到公安处上班了。

  我回到了塔城,环视四周,远处的雪山银装素裹,近处的草地一望无边。绕着整个小城,有一条不宽不深的小河,清澈见底,河里是雪山流下的雪水,很干净,家家户户都用它喝水、做饭、洗衣服,活脱是一个地处西南边陲的江南小镇。

  我到公安处上班后,先在办公室搞文秘,后来调到刑侦科工作。塔城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,一九六二年伊塔事件中,塔城外逃人口多达几万人,敌情和社情特别复杂。苏修亡我之心不死,阶级斗争形势严峻,苏联经常派遣特务搞颠覆活动,我多次参加了审讯苏修特务的案件。另外,外逃案件也时有发生,常常是深更半夜,突然响起铃声,我们就要爬起来骑着马追赶越境人员。茫茫一片大草原中,寻找外逃分子非常困难,也非常具有危险性,这样的公安工作,对我们而言,是一场严峻的考验。

  有时,我跟处科领导,或坐车、或骑马、或走路,要沿着边境线行程好几百公里。中苏边界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架起了铁丝网,两边用拖拉机开了一个大约50米的松土带,有没有越境人员一目了然。有一年,塔城地区公安处的一个科长(哈族)外逃,里通外国叛国投敌。这是个大案要案,我们干警紧急动员,分几个组,白天黑夜守候在他家的院子里。当时给每个干警还配发了手枪,这是我毕业以后,第一次执行抓捕任务,一开始挺害怕的,后来慢慢地也就习惯了。半个月过去了,外逃分子还没有出现。据领导后来讲,他逃到苏联后得到重用,成了一个反华组织的负责人。看来,塔城小镇并不平静,阶级斗争、反修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。平时,老同志上课,讲解刑事侦察案例,并带着我们出现场,分析案情,指导我们收集指纹、提取脚印等。许多知识是我们在学校里、书本上学不到的。看来光有书本知识那是不行的,还得结合实际才能真正学到手。实践出真知,是我参加工作后的一个深切体会。

  我们日常工作生活中,既有紧张严肃的一面,也有轻松愉快的一面。我们十几个年轻的转业军人和大学毕业生,经常到草原训练骑马。我一开始不会骑,经过刻苦学习,总算有了收获。那天我们十几个小伙子在广袤的草原上骑马比赛,我骑在前面,后面有人说,不好了,有人摔下来了。原来地面有个大沟,一个转业军人不小心摔了下来,脑袋碰到大石头,幸好没有大事。回机关的路上,我们唱着“打靶归来”,一路欢歌笑语,笑容洋溢在年轻干警的脸上。没有任务时,晚上我们几个年轻人常相约一块到塔城地区唯一的电影院看电影,那时放映的都是革命样板戏。《红灯记》、《智取威虎山》、《沙家浜》等,百看不厌,还经常学唱几句,受到了革命传统教育。

  当时,我是单身汉,又是外地来的,单位领导和干警同志都热情地照顾我的生活。每到星期天,食堂不开火,干警们就主动挨个叫我吃饭,尝遍了塔城各民族的饭菜。我后来跟爱人说,塔城味道好极了,至今想起来,我还念念不忘。在那纯真的年代里,友谊也是真纯的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,1972年夏天,我爱人带着一岁多的儿子来塔城探亲。干警们得知后,十分关心,纷纷前来探望,送这送那,问寒问暖,对此,我心里充满了感激之情。我爱人和儿子回去的时候,机关唯一一辆吉普车一直把我们送到乌鲁木齐火车站。

  塔城的西瓜,一分五一斤。每年夏天,我都会买几百斤大西瓜,放在床底下,可以一直吃到冬天。那里的夏天早晚温差大,确实是“早穿皮袄午穿纱,围着火炉吃西瓜”。冬天,五块钱可以买一只羊,干警帮我把羊宰好了挂在机关院子里,卖了羊皮,羊肠,肉白吃,生活实在是“亚克西”。我们下去调查敌情和社情时,少数民族老乡对我们热情招待,宰一头羊,在蒙古包里,大家围在一起,吃着手扒肉,喝着马奶子,民族团结气氛浓浓的。有年冬天,我们到克拉玛依办案,塔城到克拉玛依有五六百公里,那天天气零下40度,我们坐在大卡车上,穿着羊皮大衣、毡靴,几个人躺在一块儿,还是冷得直哆嗦,但是我们坚持下来了。在艰苦环境中,经受锻炼、汲取养分,在公安战线上做出自己的努力和贡献,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,深深刻上了塔城的印记。

  二十五年后,我又去了塔城。记忆中的这座城市,早已旧貌换新颜。在我面前,一排排巍峨的高楼大厦,一条条宽广的柏油马路,一座座富有特色的民族建筑,气派辉煌。只有环绕城市的那条小河,河水依然在潺潺地流淌。它拍打着欢快的乐章,似乎在说:“远方的客人,你回来了!”在通往公安处的公路上,高大挺拔的白杨树一排排,绿树成荫;田野里向日葵一望无际,好似金色的海洋,微风吹来,向我点头致意。公安处的同志们,铁厂沟的老工人们,接受再教育的同学们,更是热情相拥,度过了难忘的欢聚时光,共同追忆当年美好的青春岁月。
来源:廊坊中院
责任编辑:刘然